2016-11-16
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超过同期实际使用外资,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实现井喷式增长。这表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大量企业开始发力在全球配置资源、整合产业链,一个“全球企业”不断涌现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在中国投资建造的斯里兰卡科伦坡南港码头,一艘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 黄海敏 摄
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布局
■ 半月谈记者 何欣荣 魏董华 刘姝君
今年1至9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8827.8亿元人民币(折合1342.2亿美元),同比增长53.7%,超过去年全年对外投资金额,也超过同期吸收外资金额——商务部近期公布的这组数据,展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澎湃动力。
中国企业踊跃出海
复星集团,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大型投资公司。今年7月,它以1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印度格兰德制药,刷新了中国药企海外并购的交易纪录。
“印度不但在制药品质上达到欧美要求,制药成本也比中国低。投资印度之前,复星在美国建了两个研发中心。低成本的印度制造、高增长的中国市场、世界领先的美国研发,三者加在一起的想象空间非常巨大。”复星集团CEO梁信军说。
今年,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投资近8亿美元建设的汽车玻璃工厂在俄亥俄州全面竣工,这里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与此同时,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浮法玻璃工厂也已投产。福耀玻璃将海外投资的下一个目标对准欧洲。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依然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他带着玻璃样品到加拿大推销,却因质量问题碰了一鼻子灰。改进品质后,曹德旺曾再次“挥师”北美,又因生产成本过高,不得不由设立工厂退而变为分销中心。对曹德旺来说,把福耀玻璃打造成一家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企业,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到今天,这个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
曹德旺说,福耀始终专注于做汽车玻璃,提升综合竞争力,比较优势逐渐凸显,慢慢赢得全球市场更多汽车厂商的信赖。
中民国际首席执行官廖锋说:“对有雄心的企业来说,不去布局全球市场就等于是一个损失。中国企业必须到国际市场,到一个更大的海洋里去奋斗,跟更强的高手学习、比拼,这对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今年早些时候,中民国际顺利完成全球性再保险集团思诺保险的收购,交易总金额超过25亿美元。10月中旬,中民国际母公司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又发起成立亚洲机构投资者联盟,作为全球化布局的信息沟通和项目合作平台。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类似的运作还有很多:美的集团以约4.7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东芝家电业务80.1%的股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的中远海运(香港)成为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的控股股东,接管港务局经营;中欧体育投资管理公司斥资7.4亿欧元收购意甲豪门AC米兰足球俱乐部99.93%股权……
呈现三大新特征
我国企业“走出去”并非始自今日。从大型企业到海外投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到工程类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基建项目,再到一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基地,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域不断拓展。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又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是从“国”到“民”,民企对海外市场表现出高度热情。
普华永道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中期回顾与前瞻》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较去年全年高出29%,其中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超越国有企业。在20宗最大型的并购活动中,民营企业占了三分之二。
“一方面随着国内各种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企业会寻求把部分产能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方面不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只有走向全球才能再上一个台阶。”廖锋说。
二是从“硬”到“软”,从原来的买油买矿,向股权并购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转变。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新希望投资公司正在筹划一个海外投资项目,该公司投资总监龚纯黎表示:“我们的投资集中在全球消费升级行业,重点是核心技术,最近正在看欧洲奶酪项目,在这个领域我们国家从原材料到加工、技术还有很大差距。”
“蚂蚁金服境外投资的重点有两类,一是拓展新兴市场,比如我们投资的印度最大的电子支付平台PAYTM。二是互联网技术,比如我们在硅谷投资了一家图数据库公司,可以补上国内的技术短板。”蚂蚁金服副总裁韩歆毅表示。
三是从产业到金融,由原来的产业资本单打独斗,向金融资本特别是私募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动出海转变。
光大证券与暴风集团今年2月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了上海浸鑫投资基金,并以此收购了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公司MPS,成为今年全球体育行业最大的并购案。记者采访发现,金融资本特别是私募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动,已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
“走出去”才能赢未来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步入快车道,一个主要内因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企业“走出去”的内生动力在增强,通过对外投资和并购获得技术、服务、渠道、品牌等的愿望和需求越来越强烈。
福建长乐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制冰机业务起家,业务多集中于行业下游。随着发展瓶颈到来,雪人顺势出海,通过技术引进、参股投资、控股并购等多种方式,快速掌握全球范围内领先的高端压缩机技术,扩大品牌影响和市场占有,成功转型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雪人董事长林汝捷介绍,我国在压缩机制造方面技术薄弱、品牌陈旧,且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全球最核心的技术仍然被瑞典、丹麦、美国和德国掌握。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快速赶超全球领先企业,至少缩短了8至10年的技术升级换代时间。
在对外投资活跃的浙江省,1~9月,全省跨国并购项目145个,同比增长62.92%,备案并购额96.25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倍。从金额来看,浙江省跨国并购80%以上是投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70%以上是并购高新技术企业。
“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技术积累和科研院所的支撑,面临着技术升级的瓶颈,很难在短时间超越欧美有百年积淀的老牌企业。跨国并购为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路径。”浙江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处长张曙明说。
在“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等推动下,许多企业不仅以并购的方式“走出去”,还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建设生产线、产业链和产业园区。
比如,吉利集团白俄罗斯的大型CKD汽车组装工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一期开工后年产能可达6万台,二期年产能拓展到12万台,此项目已成为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合作的样板,被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明星工程。
许多人也注意到,在对外投资“井喷式”增长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却在放缓。两者之间存在明显“温差”。廖锋说,虽然民间投资增速“降温”,但主要体现在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和产能过剩领域。与此同时,新经济新产业的投资增速依然达到两位数,只不过由于体量较小,目前还不能弥补传统产业下滑的缺口。
“可以看到,产业结构调整是民间投资下滑的重要原因,而当前民企在境外投资的多半是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并希望通过收购拿到国内市场来发展,这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是有力的补充。”廖锋说。
亚吉铁路中方列车长丁继华(前)指导埃塞俄比亚乘务员练习迎宾礼仪
“走出去”还需持续上水平
■ 半月谈记者 魏董华 刘姝君 何欣荣
尽管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势头迅猛,但对于全球化而言,我国无疑是一个后来者,不管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我们仍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在“走出去”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政策、弥补短板,是我国企业海外发展不断上水平的必然选择。
“井喷”之下蕴藏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井喷式的增长速度,也引起部分人士的忧虑。“总的感觉是,走出去的步伐是不是太急,有些项目出手前是不是调查充分了。虽然当前融资成本较低,可如果收购的资产质量不行,将来搞不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某国有银行上海分行国际业务负责人说。
跨境并购服务商晨哨集团首席执行官王云帆认为,在走出去升级的同时,中国企业也暴露出短板,即原来习惯对“硬资产”进行评估定价,不太了解“软资产”的估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泡沫化”的倾向。
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表示,从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来看,一些企业存在“贪大求多”“摘桃子”心理,容易受短期利益影响而忽略可持续、长远的利益价值。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全球投资和并购基金联盟秘书长秦启岭认为,我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有时会忽略对当地行业、商业环境深度调查,在交易价格谈判时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导致无法准确判断标的公司价值。
不仅业内人士在提示风险,相关部门也发出警示。对于我国企业快速增长的并购势头,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规模迅速扩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张向晨表示,一是部分企业存在盲目性,对于在境外并购的目的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足,急于做大做强,还有一些跟风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驱动;二是少数企业境外并购面临着高债务的财务风险;三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时候遇到国外安全审查的干扰,屡屡被否决,增加了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提升服务 弥补短板
对于一些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的愿望强烈,但能力准备不足。浙江省商务厅曾就这一问题在省内企业中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调查显示,有63.9%的企业表示缺乏国际经营管理人才,40.6%的企业表示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才。
弥补这一短板,一方面需要企业不断修炼内功,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善用外力,比如借助中介机构“走出去”。中粮集团媒体部总经理方明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做不到万事不求人。企业“走出去”许多时候人生地不熟,中介服务是必须的。
相比国内投资,境外投资的复杂程度要高得多,对投行、会计师、律师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国内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远不能满足境外投资的需求。”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如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基本被国际“四大”垄断。投行方面,尽管中金、中信等在全球网络布局上做了不少努力,但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世界级投行比还有差距。
浙江省桐乡市的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该公司近年在泰国、菲律宾等地考察时,对一些项目感兴趣,但由于国内没有专业服务机构帮助提供可行性咨询和研究服务,企业又不愿承担国际专业服务机构的高额咨询费,至今仍未确定是否进行投资。
除了国内中介机构专业服务能力亟待提升,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套服务也需要跟上来。“我们在印尼投资产业园,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收集当地的投资和政策信息。大企业都这么难,小企业可想而知了。”中民国际首席执行官廖锋说。我国的一些相关部门虽然掌握有大量的此类信息,但对企业的服务渠道和服务能力都存在不足。
上海自贸区境外投资服务联盟发起方、外联发商务咨询公司总经理寿晓琪表示,在这方面我国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在为企业境外投资服务方面,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非常活跃,在我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办事处。JETRO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值得我们学习。”
搭建平台 完善政策
一字排开的洽谈桌、各国语言无缝切换、洽谈内容涉及多个领域……10月10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352家企业与国内459家企业齐聚广州,在技术合作、商机整合和全球价值链融入等方面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现场洽谈,合作内容涵盖现代农业、纺织与服装、智能家居、先进装备与智能制造、家电制造、节能环保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信息不对称是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马向晖说,“此次投资洽谈正是一个信息精准对接的平台”。
类似的平台还需要很多。不仅是信息沟通平台,还包括产业对接平台、项目落地平台、金融支持平台、技术合作平台、人文交流平台等等,这些平台可以是政府搭建,更多的则应该是在政府支持下由企业来主导。在“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这样的平台已经越来越多,但其数量和质量仍然不能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强大需求。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还呼吁,在外汇和税收政策等方面,需要适应“走出去”的大形势,进行调整和完善。
企业反映较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汇限制。按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放款人境外放款余额不得超过其所有者权益的30%,影响了企业境外投资并购对资金的需求,且办理时限长。二是双重征税。我国虽与不少国家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但企业在部分国家难以获得缴税凭证,或取得的境外凭证地方税务部门无法甄别,致使大量企业难以享受税收抵免。
“很多企业担心双重征税的问题,在境外征一道税,回来又征一道。”一位企业家说,应进一步推动双边税收协定的落地,同时还应该提示企业,在做对外投资的时候,重点考虑哪些环节,以避免双重征税。
融入当地市场 谋求共赢发展
任何企业,无论中外,不管大小,“走出去”必须要本土化,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被无数企业证明的一个普遍真理。
“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来说,本土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好处:增加就业和税收。”方明说,本土化是外国企业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尽快融入当地发展的一个有力抓手,切不可只想到雇当地人需要长时间培训、沟通管理困难,而想不到不雇可能引起当地人的反对,给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在海外进行了多起并购。公司董事长林汝捷说,受制于中西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雪人海外公司采取本土化管理模式,管理团队以外国人为主,同时让当地华人、留学生加入,协助管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奇瑞近年来投入巨资,先后与拜耳、法雷奥等1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展开合作,涉及发动机、新材料、汽车电子、汽车照明等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诸多领域。随着合作深入,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我们在海外建立了14个生产基地、1100余家经销网点、900余家特约售后网点,给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实现了双赢。”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也愈发被世界需要。
“在并购国外企业时,不仅仅是获取标的企业的技术,还要对其文化理念、核心价值有深入了解。”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学习如何与标的企业所在地的工会、商会打交道,进一步融入当地共同发展。
10月25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家北汽汽车4S店,一名顾客(左)与工作人员交谈
国企出海,监管也要“出海”
■ 半月谈记者 陈灏 连振祥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大潮中,国有大型企业的身影十分醒目。在基础设施建设、高铁、核能等领域,国有企业更是“走出去”的主力军,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了解,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已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央企纯境外单位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均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海外国资的规模更加庞大。
国企出海,是国企做大做强的必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在出海过程中,它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管。然而当前,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并不能让人十分满意。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国企“走出去”过程中,监管、审计、评价的链条还没有完全延伸到国外,常常产生脱节现象,这是部分海外项目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个别企业、项目负责人甚至将国有资产非法侵吞,导致资产流失。
中央巡视组在巡视一些央企后,也频频指出“海外投资决策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存在廉洁风险”“海外投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多位负责过海外业务的央企高管被查,更把国有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监管漏洞暴露无遗。
实际上,监管漏洞不仅带来腐败,还可能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少数国企头脑发热盲目扩张,有的海外项目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条件不具备就开工上马,留下“后遗症”;一些国企在外恶性竞争,相互抬价,导致项目没办法继续;少数国企海外业务出现亏损,成为企业发展的“包袱”……
应该看到,部分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在巡视中被指出的这些问题有的已逐步整改,但在当前“走出去”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仅靠企业自身整改和监督远远不够,相关部门需要统筹部署,及时做好应对,不能让国企“走出去”后监管上就鞭长莫及。
李锦等专家建议,国企出海,监管链条也要延伸到海外,对企业的监管要有投资追责制度,把钱投出去还要考核投资回报,要终身追责。监事、纪检、审计也要走出去,对国外投资形成全面监管,防止风险发生,从制度和体制上筑起防风险的堤坝。
(来源:半月谈天下)